艾默生收购安圣电气跨国公司四两拨千斤

2001年10月，中国最大一起市场并购案终于尘埃落定，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与美国艾默生集团共同宣布，艾默生一次性出资7.5亿美元收购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旗下的深圳市安圣电气有限公司，并承诺收购后将进一步加强安圣电气对中国客户的服务支持、技术支持和产品支持，承担深圳市安圣电气有限公司既的债权债务。

华为决定出售安圣电气绝非一时心血来潮，早在2000年4月，华为将华为电气更名为“深圳市安圣电气有限公司”之时，就已经为出售安圣电气做好了铺垫。

2000年下半年，华为开始为安圣电气物色新的“娘家”，先后接触诸如POWERONE、艾默生之类的世界巨头。直到2001年1月，华为最终确定同美国老牌公司艾默生进行谈判。

双方的谈判可谓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先是2001年4月，中美撞机事件使谈判一度搁置，随后的“9·11”事件、IT和通讯行业滑坡、世界经济衰退也都影响着谈判的进展。为此，很多人认为这次收购可能会以失败告终，但双方却表现出了同样的执着与坚定。

2001年5月24日，艾默生电气有限公司正式并购深圳市安圣电气有限公司，并将其更名为“深圳安圣电气有限公司”。

2001年10月20日正式交接完毕。用现任安圣电气常务副总裁付恒科的话讲，“这次并购经历了这么多的风波，但都没能动摇双方的决心，这是很多人感到惊奇的地方”。

巨额交易的背后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这个具有民营性质的企业经过1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中国通信设备制造业的一面标志性旗帜，仅2000年的销售额就达到220亿元人民币，2001年销售额更达到255亿元人民币。

安圣电气作为华为最大的子公司，仅2001年的市场销售总额就达到26亿元人民币，实际利润为5-6亿元人民币，拥有48项国家专利。可就是这样一家盈利能力强、且保持快速增长、有着良好市场规模的企业，华为为何如此“狠心”把其“卖给他人”呢？

“华为出售安圣电气的主要原因是出于整个发展战略的考虑”，安圣电气常务副总裁付恒科解释说，“为此，华为必须转让和剥离所有与核心业务、主流设备不相干的产品线，把主要精力、资源从非核心业务抽出来放在自己核心领域，使华为在网络通信领域的竞争日益显现，特别是向数据通信、移动通信领域迈进。而安圣电气是以电力电子及其相关控制技术为基础的，与华为的核心发展方向不同，为了安圣电气的长远发展，华为认为还不如把它卖出去”。

从这几句话中，我们不难看出华为作为一家高新技术企业的壮志雄心。“压强原则”是其发展战略，是其保持高速增长的原因，也是其出售安圣电气的重要原因。

促成此次收购成功的另一个原因就是艾默生的坚定不移。付恒科说，“艾默生希望通过此次收购的实现来确立它在全球网络能源方面的霸主地位。它很看重安圣电气在电力电子研究方面的人才资源和安圣电气很好的中国市场及服务平台。随着中国通讯市场的发展，通讯电力市场需求会不断提高，艾默生希望通过收购参与到中国的发展中来。”

艾默生公司首席执行官戴维·法尔在并购声明中也表示，花60多亿元人民币买下安圣电气并不仅仅是看中其良好的赢利能力，而更重要的是其在中国电信市场经过多年打拼积累下来的宝贵的技术实力、生产能力、销售经验及服务资源。

据悉，现在艾默生正在把其设在其它国家，特别是亚太地区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工厂迁到中国，同时，艾默生还在筹划把设在中国的各子公司、分支机构逐步与安圣电气整合，形成一个统一的平台，共同发展。

随着中国加入WTO的实现，与世隔绝的高墙已渐渐倒塌，同时中国经济20年的高速成长与资本市场的趋于成熟，也使大量企业成为初步适应市场交易的商品群体，面对这样空前机遇，全球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将不再需要从头做起，并购将会成为它们抢滩登陆最便捷的工具。

合并后：痛并快乐着

安圣与艾默生，两家有着不同文化背景、在不同环境中成长的公司，我们不免担心，安圣电气能否适应艾默生公司的经营模式？安圣是否会因此丧失它原有的竞争力？“这确实是一个难题，尤其是运行一段时间之后，问题开始逐渐暴露出来。”付恒科说，“主要表现在对包括市场、产品等问题的认识上。比如，中国通信市场的发展是波浪式的，可能某一年市场机会及空间增大，也可能某一年市场机会和空间缩减，而艾默生公司追求的是一种平稳发展的趋势，这同中国的通信行业市场的变化特点有所不同，我们都在进行自身的调整以期与之相适应”。

但最令安圣电气员工痛苦的却是在华为体系下形成的华为情结在慢慢失去。安圣电气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汪彦文说，以前养成的很多工作习惯，包括工作经验、对事情的认识、企业管理制度等方面都需要改变，流逝的华为情结在一定时间内让员工会有所不适。对于员工来说，逐步适应、接受和融合艾默生的管理体制和企业价值观念也是需要时间和积极的心态来对待的。

的确，重组之路可谓艰难，但更艰难的路显然是在重组之后。对此付恒科说，“对这一切，我们必须认识到，艾默生公司作为国际跨国企业，有着保持连续40多年增长的成功经验，我们必须抱着学习的态度在保持原有竞争优势、市场经验及优良传统的前提下，不断提高。”加盟艾默生的安圣电气，如今正在利用艾默生发达的国际营销网络将其产品销售到国际市场，同时，也在引进艾默生其它公司的产品，为中国客户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和服务。艾默生良好的一体化整体解决方案，将使安圣电气一改过去只能根据客户需求提供产品、服务的情况。

正如付恒科所说：“中国企业面临最大的困难就是国际化，并购可以加快中国企业进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企业一定要走出去，如果不走出去，永远只是一个小企业，不管你在中国做得多大。”

并购引发的问题在谈到此次并购遇到最突出的问题时，付恒科告诉记者：“中国对于收购还没有一套成文的规定，企业和地方相关政府又都是第一次做这个事情，各方面相关的经验不足，这也是收购时间拖得比较长的一个原因。”

陈少瑜，这位曾经参与国内很多兼并收购项目的安达信企业融资部合伙人就这个问题做了深入的分析。他说：“从法律层次上看，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简称《合资法》)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简称《外资企业法》)应该没有太大障碍，但《合资法》或《外资企业法》更多适用于新设成立的企业。对于外资兼并收购国内企业则需要新的法律渠道或者法律途径，即怎样把一个国内企业直接变成一个外商投资企业这个通道还没有完全顺畅，由此产生操作过程不清晰，造成不确定性，这就需要我们在购并前做很多工作。另外，对公司购并的反垄断调查或其他相关控制性程序，也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

同时，他还指出，一般而言，涉及收购的资产的定价应当按照《合同法》和《合资法》的有关原则，在相互平等的基础上由双方通过友好协商确定。但是，在具体价格问题上，尤其涉及到国有资产购并的价格问题，由于以往政府行为的干预，交易各方往往简单地将经确认后的评估值等同于交易价格，造成评估责任模糊不清。最近国务院已经批准财政部提出的方案，即取消立项和确认方式，用核准与备案方式来管理国有资产评估，与以前的立项确认制度相比，备案制和核准制有了一定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国家行政部门对评估的干预，避免了此类问题的发生。但对于具体的评估问题，例如：是运用中国的评估惯例还是参照国际评估惯例，采用什么样的价值基础和评估途径，以及在评估中具体选用什么样的评估方法和参数，现在还存在许多问题，亟待解决。

“更严重的问题却是中国企业在兼并收购中很少使用中介机构”，陈少瑜说：“在中国股市上，兼并收购其实每天都在进行，但很多都是关联交易，这些交易除非是法律规定要找中介机构，否则很多都不找。而对于那些非关联交易，就算做了也不一定舍得花钱。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尤其是国有控股的企业”。

这不禁使我们要问，既然我们已经接受了兼并收购的市场方式，为什么与其相关配套的东西我们接受起来却如此困难？

“这是一个中国企业国际化的问题或者管理规范化的问题”，陈少瑜说，“目前，中国企业的管理层大都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存在差距，认为聘请中介机构存在一定风险，如果交易不成功，会损失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中介费用”。

“此外，在合资或涉及外商并购的项目中，涉及到对被并购的国有企业的资产或权益进行评估时，国有企业总认为国有资产评估是他们自己的事，外商及其聘请的中介机构无权调查和过问，有些国有企业更是怕外商及其咨询顾问去查帐”。

以前，由于多方面的限制，外资购并国内企业的案例并不多见，但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层次的提高，产业整合与升级正迫切需要外资的参与，法规瓶颈使外资并购在中国仍是步履蹒跚，而认识上的差距，很可能给中国企业在购并中带来更巨大的损失。

“有一个好的中介机构(包括评估机构)帮助你做这些工作非常重”，这也许是安圣电气在此次并购中最大的收获。

未来并购：外国企业与中国中小企业直接对话

去年，中国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并购事件。例如，“中国民航重组”、“中国石化(相关,行情)巨资收购资”、“中国电信南北分拆”、“广电系统大重组”等等。其特点在于统统都是由政府操刀，动辄几百亿甚至几千亿，无不从高度垄断行业入手。真可谓“政府操刀重组，特权引导交易，从垄断行业启动，向全球公司看齐”。这其中更深层的动力也许是，这些行业恰恰是入世后遭遇冲击最大而又几乎毫无市场竞争能力的软肋。

“但是，政府现在所制定的很多应对入世的新规则，却总是偏于国营企业，旨在保证大型国企的整合能力”。万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全球并购研究中心秘书长王巍博士说：“目前国内融资的格局很明显是将更多本土的投资银行与专家晾在门外。”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近几年发生的国有企业重组案似乎都遇到了共同的问题，第一，重组的必然结果仿佛都是国内或海外上市；第二，国有企业上市表现长期不尽人意的问题也正在从国内延伸到全球市场。如果这些问题继续下去的话，在垄断性资源的重组完成之后，我们还拿什么去海外上市呢？

艾默生收购安圣电气给中国并购市场发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信号，国际企业将不再局限于同中国政府企业打交道，也不再满足和大企业做生意，而是直接与中国的中小企业进行交易。民营公司将在中国并购市场上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如果说，过去20年的改革开放，由于经常项目下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资本项目下的流动限制等给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之间筑起一道高墙，使能够进入中国的公司只能是全球500强之类的大公司，而且这些跨国公司也只能与国内国家级的大企业打交道。更确切地说，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公司和计划经济的政府企业之间的交易”，王巍说，“那么，随着中国加入WTO的实现，与世隔绝的高墙渐渐倒塌，国际企业进入中国的成本与风险逐渐降低，我们将看到全球经济中活跃的中小公司群体将有机会长驱直入中国市场，深入腹地与国内民营公司广泛交易。这也许才是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真正接轨，全面的经济开放时代才真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