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勇: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恐怕更复杂一点。比如,由于产业升级需求带来的用工结构需求变化,新一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身心特点、工作价值观上的巨大转变,这两重因素相叠加,大概能解释现在愈演愈烈的一个现象:一边是不少技术含量层次较低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即便薪水不断上涨,也苦于招不到好管好用的工人;一边是一些对工人技术能力要求更高的企业,抱怨招不到足够优秀的高级技工。
正如依靠低成本劳动力优势迅速崛起的“中国制造”,曾深刻改变了中国社会结构一样,如今积累了大量变化的社会结构正反过来影响“中国制造”的未来。毕竟,成熟的机器人技术应用还是要以必要的精细化企业管理为依托。再聪明的机器暂时还无法做到像人那样会学习、懂变通、能创新,再高智能水平的机器人也需要人的管理、维护,不断适应人们新的生产与技术更新需求。
观点:鉴于富士康在业界的地位,它的机器人计划是否会带起一系列连锁效应?
苏勇:作为代工业界领导者的富士康提出机器人计划,多少还是会有一定的信号意义和示范意义的。虽然对富士康来说,它的选择更多源于对自身发展困境的反思。但需求催化技术革新,如果机器人在电子制造行业的成功案例增多,企业又能够在技术投资、使用、维护成本和人工成本等因素之间找到平衡,就很有可能成为行业中竞相尝试的一个选项,从而形成某种趋势。
机器人是否可能成为助力“中国制造”整体升级大势下的积极因素?严格来说,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制造业虽然可以通过技术改造实现程序化、机械化、自动化,但毕竟还有更多工作需要人去做,需要为人的更高福祉服务。这里的人,首先包括工厂的员工。任何企业的技术革新和整体效能提高最终都要在组织管理模式上下功夫,企业也不是仅仅通过产品生产、技术革新就能在社会上立足,它有它的社会责任。
机器人大规模代替人工之后,如何平衡既有员工与技术革新之间的利益和关系,能否尽量实现各种技术升级与员工之间的和谐相处、平稳过渡,这背后有一连串考验等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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