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电监管：存多重滞后 不受欢迎的“安全阀”

中国核电“安全阀”

国家核安全局作为中国核电事业的总安全阀，其成色和运行状态决定了中国核电事业能走多远

中国核电建设已开始重启，但福岛核事故的阴影并未散去。

在《核安全规划》等三份文件获批后，反对彭泽核电项目的民间人士发来电子邮件，表达对“十二五”期间不安排内陆核电建设的欣慰，但“这一决定的效力不仅仅限于‘十二五’期间，媒体应持续保持关注。”

目前，中国在运的15台核电机组，并未出现过二级以上核电事故。但近年来中国在各个领域的安全事故却频频发生，从煤矿事故、炼油厂爆炸到动车追尾、大桥坍塌，让人目不暇接。

环保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总工程师柴国旱说，“核电安全不容半点商量，核电监管执行的是与其他行业完全不同的监管体系，不仅中国，世界各国亦如此。”

一直以来，中国核电业界的主旋律是“中国核电技术能够保障安全”“中国发展需要核电”“不能因噎废食”。

“我不希望媒体整天宣传核电有多么安全，这没有人会信。我们必须正视这个问题，做好监管工作。”一位核电安全领域的专家在一次闭门会议上尖锐指出，“一旦发生事故将给环境带来严重的污染，这是国内国外都承认的。”

“不受欢迎”的角色

中国核电的监管机构是国家核安全局，隶属于环保部，环保部副部长兼任核安全局局长。该机构成立于1980年中期，通过技术审评、技术验证、行政许可、现场监督等手段，对许可证持有者的核安全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下称清华核研院）院长张作义称，国家核安全局实际上是我国最早与国际接轨的政府部门，所有的法规、安全监管的步骤以及监管标准，全部复制于美国核管理委员会（NRC）。

中国目前的核电监管法律体系呈金字塔结构。从塔顶向下，依次为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强制性标准、安全导则以及技术参考文件，从上到下监管的具体性及特殊性也越来越强。

依此，国家核安全局对核电产业链上的各个主角——设计商、设备商和运营商——展开监管。

对核电站运营商的审查，国家核安全局主要采取过程控制的方法。从技术设计、厂址选择、开工建造、装料试运营到最终运营，每一步都要经过核安全局审查和批准。

对于核电的设计方来说，回答核安全局的一个问题，比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一篇论文都难，所有问题必须以书面的形式回答，而且所有提及的数据都必须有实验结果佐证。

“我是被审查的对象，我知道他们的厉害。”张作义称。清华核研院是中国核电的设计力量之一，承担了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高温气冷堆的研发工作。

国家核安全局曾以“改动太大”“与国内设备不匹配”为理由，对中核集团的“二代加”技术CNP1000不予放行。

对于设备制造商，核安全局会直接介入其生产环节，在重要的设备制造厂家派员驻扎，进行24小时监督。在设备出厂时进行第一道检测确保满足设计要求，设备现场安装之后要进行第二轮例行检查，这在全世界绝无仅有。

“中国的设备商确实存在偷工减料的情况，必须有人监督。而在国外这主要靠行业自律，只在交货和装料运行之前时进行检查。”一位长期从事核电安全监管的人士说。

除了对本土设备商的监管，中国对于进口设备及设备厂商也有相应监管。进口设备进关时要报检，开箱检查。“在EMD等设备制造公司，国家核安全局也有监督员驻扎，因为中国进口的AP1000主泵等重要设备都在那里生产。”柴国旱说。

在核电业界，国家核安全局是一个“不受欢迎者”。“有这么一个人，他时时刻刻看着你，你家进出多少钱、买什么东西都要向他汇报，你家所有的重大活动他都要派人盯着，而且可以随时住在你家里，都不用和你打招呼，这个人就是国家核安全局。”张作义形容。

国家核安全局的审查通常一做就是一年。“那些审查时间都是钱。”一位核电业主人员表示，“但核安全局不管这些。”

多重滞后

业界的赞誉，有的发自真心，有的出于礼节。事实上，中国的核电安全，仍然受制于监管力量、企业文化、人才培训、信息披露等多重滞后的制约。

核电业内流传这样一种说法：一流人才去电站，二流人才去设计院，三流人才到国家核安全局。

柴国旱承认，同等级别的人员，在业主单位的工资待遇可能比核安全局高4倍至5倍。

多数接受采访的核电专家表示，目前国家核安全局并没有能力对AP1000、EPR等先进核电技术进行独立审查，“主要还是借鉴美国和欧洲等核电监管部门的审查结果。”

一份2007年的旧资料显示出一些问题：美国104个核电机组，平均每个机组监管人员为36.5人、经费预算为788万美元；法国60个核电机组，平均每个机组为33.3人和967万美元；而中国有37个核电机组，上述指标为8.3人和265万元人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