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荒牛新松工业机器人

“小心点儿，可别让它扎下来。”应笔者的要求，曲道奎站在焊接机器人旁“合影”，不忘嘱咐旁边的操控人员小心调试。这位“机器人迷”对自己的杰作也充满敬畏。

随后，这位新松机器人有限公司总裁，不知不觉就用了3个小时为我们激昂地畅谈机器人的发展前景。

“机器人作为一场革命其实已经开始了，只是现在趋势愈发明显，现在谈机器人革命正逢其时。”他对笔者说。

迫然之选

数字说明一切。2011年，世界机器人产业增长50%左右，作为中国最大的机器人生产企业，新松的增长超过了这一数字，达60%以上！而中国制造业，正成为机器人消费增长最快的新兴市场。诸如德国KUKA机器人、日本川崎机器人等世界500强的机器人制造公司，近年来也将市场重点转到了中国，连ABB公司都把自己的全球总部干脆搬到了中国！

“机器人产业的日益强大，给制造业带来的绝对是一场革命，其意义可媲美‘工业革命’。”曲道奎肯定地说。在与机器人产业摸爬滚打20余年的时间里，他深刻地理解这种变化：机器人已经不是人们简单理解的一种产品或技术工具，实际上它的影响要深远得多，机器人改变的生产方式，不是单一的效率提高，而是带来制造业在模式、理念、技术多个层面的深层次变革。

其实，对中国制造业来说，这种变革可谓“被动的”或者说是“亦步亦趋”的。

世界上第一台工业机器人1959年出自美国实验室，1980年由日本企业开始批量生产。与之比邻的中国，也是在那之后不久开始使用机器人的。现在汽车业是中国制造业使用机器人最多的行业，而在1980年代末，最早使用的却是工程机械行业。当时正值国家加大基础设施建设，该行业大发展。

“那时候焊接工人的工作环境太恶劣了，工作在又烫又热的大火炉里，更重要的是因为部件巨大，无法保证焊接质量。”曲道奎介绍说。看到国外同行开始使用机器人，中国企业也开始尝试。“不是自发的，是因为被产业竞争逼迫的。”

而中国机器人制造行业也由此发轫，且是研究先行。当时，经历文革不久的中国，起初还未感知到一场机器人产业兴起的波澜。在“中国机器人之父”蒋新松院士的多方奔走之下，国家终于把机器人列入“863计划”(1986年3月制定的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当时在沈阳自动化所学习的曲道奎，成为蒋新松(新松机器人就是为纪念他而命名的)开辟的机器人专业首批研究生。

“那时候制造行业，把当时的工业机器人称作‘机械臂、机械手’，相当于人的胳膊一样，只是根据生产工艺不同，把它装上搬运或者焊接的功能，制作非常简单。”曲道奎回忆说。

从1980年代到本世纪初，国际机器人巨头在国内增长迅速。

不过，当时这种“机械手臂”也属于稀罕物，价格不菲，且因为生产商普遍为国外企业，“水土不服”。而国内的企业管理与技术水平根本满足不了其配套系统要求，导致大量维修问题，维修成本还畸高。“一般从外方维修人员上飞机起，维修费用就开始计时，签订的维修保养合同也让中国人摸不着头绪。”

于是，往往是机器人出故障了，一旁的工人干瞪眼，导致生产说停就停，只能苦等外方的维修人员来。1990年代的中国制造业，机器人产品处于绝对的“卖方市场”。

“当时中国连一台自己的机器人都没有。没有中国机器人产业的发展，何谈机器人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曲道奎说。行业逻辑既然如此，已意识到这一点的政府高层开始动作，1994年在德国萨尔大学从事机器人研究的曲道奎，被提前召唤回国，成为新组建的机器人研究开发部部长，着手建立机器人国家工程中心。

给机器人“治病”

“现在机器人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更重要的是，通过网络化、信息化，单台的机器人完全可以形成一个群体，通过数据的上传下达、远程监控相互协调，几乎可与员工团队相媲美！”曲道奎认为，在未来，很可能形成新的制造模式，包括网络、物联、机器人、智能制造，这肯定是一种趋势。

就在他说话间，新松的工作间里，机器人正在有条不紊地工作。28个机器人排成一条生产线，他们不是独立的28个“人”，而是依靠互相间贯通的网络形成一体化。这个机器人需要哪些程序，干到哪儿了，是不是坏了，那个机器人也知道。让人不由惊叹机器人的魅力。

“2000年新松正式成立公司的时候，正赶上中国正式加入WTO，大家纷纷喊‘狼来了’。而在机器人制造领域已是遍地狼群。”曲道奎回忆说。这使得脱胎于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的新松，从一开始就需要突破国外品牌的“包围圈”。

如何让制造行业“老大哥们”接受一家国产机器人生产企业？新松走了两条路。一是帮助当时的金杯客车设计了以移动机器人为代表的柔性生产线，之后这一系统被广泛应用，从而创出了自己的名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