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技术的普及，改变全球制造业的版图

中国不仅要维持制造业大国地位，而且要同时考虑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向产业链上端攀升。必须放弃成本优先的竞争战略，一方面适当提高居民收入，另一方面减少政府直接投入，为私有部门投入创造良好条件，增加私有机构投资比重。

Nexus Q是一个平底的球状体，环绕着它的LED光带可以随着你播放的音乐而闪烁，给你的客厅制造迷幻色彩。这是谷歌今年上市的Nexus Q，它真的很酷。然而最有趣的内容存在于机身上的一行文字。在NexusQ底部有这样一段简短的铭文：“美国设计和制造。”

Nexus Q可以将电视机或家庭音响系统接入云计算服务，从而播放视频和音频内容，其中的所有零部件，几乎都由美国制造。这款设备采用与Android智能手机相同的微处理器，还包含了7块印刷电路板。负责该设备开发的工程师，在美国中西部找到了锌金属底座生产商，还从南加州找到了塑料零件供应商。

谷歌高管和工程师表示，希望通过这次试验给美国制造业一个尝试的机会。“我们太久没有在美国本土制造产品了。于是我们想，‘为什么不试试美国制造，然后看看会是什么情况呢?’”谷歌Android团队负责人安迪·鲁宾说。

近年来，为应对国内产业空心化、失业率居高不下等问题，美国发布了制造业强势回归的信号。2009年4月，奥巴马在乔治敦大学的演讲中，首次提出重振制造业战略构想，并于同年12月公布《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2009年6月26日，颁布《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制造业促进法案》等系列法案，搭建起重振制造业的法律框架。2011年6月和2012年2月，又相继启动《“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与《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将智能电网、清洁能源、先进汽车、航空与太空能力、生物和纳米技术、新一代机器人、先进材料等作为重点发展领域，抢占21世纪先进制造业制高点。

成本驱动的选择

从1990年代开始，大批美国工厂，如惠普、戴尔和苹果等，开始将重心转移至设计和营销，同时将制造业务转移到中国深圳和其他地方的合同制造商手中。如今，这一趋势似乎开始出现扭转的早期迹象。

不少企业回迁工厂最重要的考虑，依然是成本因素，但不仅限于此。看好这股回流潮的波士顿咨询集团公司的总经理哈罗德·西尔肯认为，在工资为每小时0.58美元的情况下，把车间搬回美国是不可能的，但现在中国沿海地区工资是每小时3-6美元，“这个等式瞬间就被改变了。”波士顿咨询集团公司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过去5年中，在囊括了上海市、浙江省和江苏省在内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工人全负荷成本的年度平均增幅为18%，相当于时薪为6.31美元。2000年，长三角地区工人的平均时薪仅有72美分，而当时美国南部工人的时薪为15.81美元。现在看来，随着工会组织的发展壮大和劳动法律的完善，劳动力报酬的增长趋势还将会不断提速。

相对而言，美国劳动力优势开始提升。美国南部有些州由于失业率高企、工会势力削弱等原因劳动力成本降低，而且美国工人在使用机器和自动化方面占有优势。

劳动力成本，仅仅是影响制造业成本费用变化的一部分因素，其他因素，包括电力和工业用地成本。事实上，中国工业用地的商业价格要比美国高出许多。为了确保低廉的用地成本，制造企业需要将厂址迁至内地，但此举又必然招致更高的运输成本和丧失在主要沿海城市业已形成的工业群集优势。对工程师来说，在高速公路上开车10分钟去工厂要比坐16个小时飞机更方便。除此之外，远洋航运费用的增长和人民币升值，也是导致中国制造业遭遇挑战的两大重要因素。

最后，还必须看到，对于制造企业来说，延长供应链肯定会导致库存支出、质量控制、不可预计的旅行需求以及供应中断等一系列难题。另外，频频发生的知识产权、贸易争端问题，也让不少跨国企业感到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