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与中联恶斗“商业秘密”成关键(2)

北京市雄志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吴远保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说，从目前网上的资料看，强调三一重工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说法并不准确。

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

事实上，侵犯商业秘密罪的构成具备一定法律要件。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损失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属于“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损失数额在250万元以上的，属于刑法规定的“造成特别严重后果”。

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要准确计算因侵犯商业秘密犯罪造成的损失数额并不容易。

吴远保说，事实上，在此次“三一间谍门”中，汉寿公安并没有以侵犯商业秘密罪来抓捕相关犯罪嫌疑人，而是以所谓的“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和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进行抓捕。

在此次“三一间谍门”中，如果涉案人员虽不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但有证据能够证明构成其他罪的话，公安机关进行立案、侦查也是可以的。若仅仅是网络爆料，没有充分的证据，公安机关不应当贸然采取刑事抓捕手段，吴远保认为。

“商业秘密受损害方应当证明因侵权人的行为造成了重大损失。这里的重大损失，是指经济方面的重大损失，包括减少盈利、增加亏损、引起破产、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等。根据司法实践，给商业秘密权利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50万元以上的，致使权利人破产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应当追诉。值得注意的是，必须查明行为人所实施的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与权利人遭受重大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如果行为人实施了盗窃商业秘密等行为，但该行为本身并没有造成权利人重大损失的，并不成立侵犯商业秘密罪。”吴远保说，“因此重视商业秘密的保护，那么就得证明你的企业界定了什么是你的商业秘密、采取了什么样的保密措施。”

三一“迁都”谜团

与“间谍门”相关的，是三一集团总部从湖南迁至北京的消息。

12月1日，三一重工发布澄清公告首次公开承认三一总部将迁至北京。总部迁往北京的主要原因是规避恶性竞争，加速推动公司国际化进程，实现“品质改变世界”，“成就世界级三一”的产业理想。

湖南省副省长韩永文12月2日在北京表示：“我们还在做工作，希望三一重工继续留在湖南。”

至此，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的恩怨从“间谍版”、“行贿版”升级到了“迁都版”，为中国企业同行间的恶斗又添新注脚。

此事的爆发点之一是11月29日《环球企业家》发表的文章《三一恨别长沙，梁稳根的内心独白》。该文通过对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的专访，描述了三一重工为何要迁离长沙的隐情。

该文有这样的描述，搬迁这一想法早已由来已久，“至少在一年前，一些高管曾在董事会上秘密向梁如此建议”。不过，这一建议屡屡被梁否决，理由是“不给省里添乱”，因为迁走对湖南的震动显而易见。

文章称，梁稳根透露三一重工之所以要迁离长沙，是无法继续忍受来自竞争对手的各种恶意竞争行为。报道称，梁稳根一直身处于长期被有组织的不实举报、谣言和负面报道的冲击之中，诸如“资金链断裂”、“携款潜逃”、“企业涉黑”、“侵占土地”、“偷税漏税”、“公开行贿”等。

报道还透露，三一重工内部会议细节两度外泄，使梁稳根因担心被监听，基本不在公司召开任何重要会议，为此将会议改在三一集团公共区域的凉亭里或者辗转到外地召开。而关于三一重工“行贿门”的报道，当地政府虽证实三一无辜，但H股上市计划已因此告吹。梁稳根的儿子梁在中屡遭安全威胁，甚至差点被绑架，使梁稳根被迫中止其子的接班人计划。

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随即在其新浪微博上连发6文，表示文章所写的事件是真实的，并强调“三一总部搬迁的主要原因是规避恶性竞争，任何其他解读都是转移矛盾和焦点，尤其说三一离开是对政府不满是恶毒的离间”，“湖南具备所有成就世界企业的条件，三一的问题有其特殊性，主要是特殊的竞争伙伴和竞争环境……”

三一重工的矛头显然指向了中联重科。而法治周末记者多次联系中联重科董事长詹纯新以及中联重科宣传部、办公室等人士，电话均无人接听。

11月29日，中联重科发表“严正声明”称：“该媒体在没有进行基本调查的情况下，以专访三一集团梁稳根、向文波、袁金华、梁林河等高管人员的形式，对中联重科进行了大量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虚假不实的报道……文中所述，纯属无中生有、恶意中伤。”

在双方对峙中，三一重工搬迁原因难辨。但也有业内人士猜测，三一重工的搬迁“没那么简单”，三一的搬迁是梁稳根作为一个有意贴近政治的企业家，更多地从政治方面所作的决策，而非中联重科的打击。

中投顾问机械行业研究员谢家宸表示，凭借北京广泛的国际业务资源，三一重工能够加速国际化进程。另外政策支持是其选择北京的重要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