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缘何“遇冷”？

中国的年轻人为科技博客上3D打印的是是非非兴奋时，作为早期投资者，深创投最近却从国内主要3D打印企业武汉滨湖机电技术产业有限公司(下称武汉滨湖)实现了股权退出。

3D打印原是快速成型技术中的一种工艺(3DP)，通过喷墨的方法用液体黏结提前铺好的粉末，以“打印”横截面的方式逐层创建各部件。由于它采用“加法”形成物体，故又被称为“增材制造”。近年来媒体将这一形象称谓推广到所有快速成型工艺—其基本原理均是由“打印”无数横截面累积而成的叠层制造，区别在于实现横截面的方式不同，如液体黏结、激光“烧融”等。

之所以退出，深创投的一位负责人表示，对市场前景和教授们的经营能力均不太认可。作为华中科技大学的前校办企业，武汉滨湖在管理体制上存在种种约束。“想来投资的人太多了，我们不缺钱，缺乏管理体制。”武汉滨湖董事长史玉升说。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华中科技大学快速制造中心主任。今年，武汉滨湖启动了股改，并开始了经理层的职业化。

在中国3D打印产业版图中，武汉滨湖代表最主要的一类企业：由从事3D打印相关技术研究的高校老师主导成立，研发费用主要来自国家科研项目，市场选择和研究课题密切相关。

就像3DP工艺发源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在国内，高校系3D打印技术多多少少都与清华大学存在渊源。据清华机械系副主任林峰回忆，其导师颜永年教授在日本开会时了解到了快速成型技术，回来后便四处搜集资料，同时发出多封邀请，希望国外的专家能够来中国交流，最终只有美国的J.Keverian成行，并带来四大本资料。之后清华、华中理工(现华中科技大学)、西安交大等高校便开始这方面的研究，并催生相关企业。

清华1992年研制出了国内第一台快速成型设备，并在1993年成立产学研项目—北京殷华激光快速成型与模具技术有限公司(下称殷华)。同年成立的北京隆源自动成型系统有限公司(下称隆源)则独立于高校体系外不多的行业先驱。

隆源总经理冯涛说，投资人的谨慎很正常：“我们是个历史比较长的公司，现在营业额、利润也不高，如果我是投资公司，这么一个投资肯定是有问题的。”

困顿先驱

1993年，主修激光快速成型的宗贵升回国，在中关村与隆源实业合作创办隆源自动成型系统公司，开始与高校企业一起探索中国3D打印的未来。截至目前，隆源已实现的销售收入不过1900万元，其中机器销售不足1100万元。

1995年，隆源卖出自己的第一台设备，客户是某航空研究所。该研究所除了用这台机器辅助研发航空设备外，还让其参与自己的副业—高尔夫球头的设计。但让宗贵升没有想到的是，隆源卖出第二台设备要等到1998年。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进入快速成型设备使用的第一个高潮，一些大型电子设备厂商、汽车厂商开始“尝鲜”。华中理工大学也于1996年成立自己的快速成型企业—武汉滨湖，采用的是与隆源同样的激光烧结工艺(SLS)。

1998年，隆源账面上只剩34万元现金，要养活14个人，母公司隆源实业要求其迁往他址。此时，国家资助天津、西安、宁波、武汉、深圳五个城市成立以快速成型技术为主的生产力促进中心，试图发挥先进技术的服务作用。这次天津服务中心的承办方天津大学内燃机研究所选择了隆源，之后宁波方面也向隆源下了订单。此后，隆源业绩略见好转。

进入21世纪，国家将快速成型制造列入高职教育的培养方案，拉开了教育界对这类设备的采购热潮，殷华、滨湖等企业获得了成长空间。但由于隆源将产品定位于百万级的工业设备，却在这波市场发展中收获甚微，这也暴露隆源产品单一、研发不足的问题。2001年前后，隆源每年可销售十一二台设备，年收入1000多万元。

在冯涛看来，隆源不赚钱的原因比较复杂，但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因为国内的商业环境，这东西价格被拉下来了。”隆源在一些公开招标中，经常遇到高校背景的同行，而“他总是比我便宜”。其中原因也很容易理解，高校企业很容易获得从中央到地方的各项政策支持，如科研资金、土地使用等，这些是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隆源无法获得的。

“他们可以很容易地从政府拿到几百万元各种项目的基金，而对我们来说这个难度就要大很多”，冯涛说。在隆源40人的团队构成中仅有七八个人负责研发。而据滨湖公司董事长、华中科技大学快速制造中心主任史玉升教授介绍，华科这边有数十人的科研团队可以为滨湖提供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