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挑战(2)

首先，在我国竞争优势亟待转换升级的关键时期，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因素将加大调整的压力和难度。数字化制造将使劳动力成本影响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性下降。当前，我国劳动力成本上涨的速度已明显快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幅度，研究表明，2010年我国考虑劳动生产率差异并修正后的劳动力成本约为美国的30%，未来几年我国的成本优势将进一步缩小，2015年我国修正后的劳动力成本将是美国的45%，数字化制造的影响有可能加速削弱我国的既有比较优势。另一方面，数字化制造并不是简单地机器替代劳动，数字制造技术、知识产权、设计、软件、品牌对产业竞争力的影响程度提高，这些非物质要素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而这些方面恰恰是我国的短板。

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不同产业的影响有差异。数字化制造的优势体现在对市场需求的快速反应和提供个性化产品，因此对那些贴近市场最终需求的产业影响较大，而我国许多产业是大量进口原材料和关键零部件进行加工组装生产最终消费品，其受影响的范围和深度要大于其它国家。此外，发达国家与我国在新能源、互联网等新兴产业的竞争更加激烈，不可能像传统产业一样出现新一轮的大规模跨国间产业转移，面临的贸易纠纷和知识产权纠纷更加多发。

其次，第三次工业革命当地化、分散化的生产方式，将对我国依赖大规模出口的产业体系形成挑战。数字化制造将使得某些行业(特别是生产生活资料的行业)规模经济变得不明显，个性化定制、分散生产成为新特点。为更贴近市场，更快响应市场需求，企业会更多选择在消费地进行本地化制造。从而，将对全球产业分工格局和全球生产体系产生重大影响，产业分工体系有可能沿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延续产业链分工，主要体现在原材料、零部件等生产资料领域;另一是靠近市场需求的就地生产，主要集中在个性化需求突出的生活资料领域。后一种趋势将使全球化呈现新的发展方向，对地区产业格局逐步产生深刻影响。

就外商直接投资而言，一方面，外资企业将更加看中我国庞大的市场需求，为更加贴近消费需求，会加大在我国设立研发、设计等机构的力度。另一方面，部分外资企业考虑贴近消费者、规避市场风险、享受发达国家再制造业化政策以及我国成本上升等因素，会将已在我国的部分外资回流到发达国家。此外，也促使国内企业加快“走出去”步伐，并且更多地采取在国外投资设立生产企业的方式。

此外，第三次工业革命具有合作、分散、开放的特征，提出了体制机制适应性的新要求。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组织模式与以往有很大不同，扁平化结构、分散合作式商业模式更为普遍，创新型中小企业的作用更为突出，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互动关系更为紧密，对市场需求的快速反应能力更为重要。

这些变化对体制机制的适应性提出了新要求。目前，政府对企业微观活动的直接干预多，不利于创新的行政性审批多，缺乏针对性的集中决策多，此外，在信息和能源等领域市场垄断、行政性垄断问题突出，促进创新的体制机制环境仍不完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到来，意味着需要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大力度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总体而言，以技术为引领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也进一步凸显了市场规模、需求多样性的重要性，内需扩大还将提高我国超大规模国家的市场优势。就此意义上说，第三次工业革命不仅不会终结中国的崛起，如果把握住机会反而成为推动经济转型的机遇，但近期将面临较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