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代工厂进化术：两难的自动化选择(2)

1993年，伟创力收购了新加坡一家工厂，并在当地建立了新总部。新型自动化工厂和亚洲较低人力成本使得伟创力开始变为世界知名的电子合约制造商(EMS)。

两年后，在CEO麦克·马克斯(Mike Marks)的推动下，伟创力将珠海斗门地区以印制多层PCB而知名的Astron公司收入旗下，这是它在中国第一个PCB生产基地，之后伟创力又陆续收购和新建了其它工厂、厂房。现如今珠海斗门工业园分为南北部分，共有18座楼，1号楼就是当年的Astron公司所在地。这个占地55万平米的园区是麦克·马克斯实践“世界级制造”理念的主要场所。

进入中国前几年，伟创力度过了黄金岁月——这里不仅有全球最大的消费群体，还有成千上万名灵巧、顺从、渴望进入工厂的农村劳力。如果说“圈地运动”为18世纪英国工厂提供了可雇佣的无产工人，那么1990年代中国城市化同样将农村过剩劳动力驱逐到了远在异地他乡的城市工厂门外。

伟创力珠海斗门工厂现任人力资源总监海小娣清楚记得，到2002年时工厂招工测试仍苛刻。当时想进入伟创力工作的人要经过筛选试验(UC screening test)这一关，为了辨别员工的灵巧度，工厂会安排应聘人员现场安装一些螺栓;或者让他们从一堆外观相似的零件中把不合格的挑出来，单位时间内谁拣的数量多，优先录用谁。“那时的测试项目很多正式员工做起来都很困难，所以最终的录取率往往只有30%。”

此时，广泛应用在电子组装行业里的表面贴装技术(SMT)得到飞速的发展，SMT设备的大规模使用，大大提高了电子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并降低了成本。这也使得大量手动插装的工人被替代下来，进入到产品组装环节。代工厂生产线工序不断地分解细化，使得工厂对工人的技术要求下降，而对重复单一动作的熟练技能的要求在提高，这意味着生产线上的任何一位工人都可以被轻易地代替。技术驯服工人的路径再次得到证明。

超级工厂之所以会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有大量的低成本工人。在珠海斗门15号楼里，厂区总经理林连聪指着SMT生产线上一堆分类盛放零部件告诉记者，“现在我们觉得人力成本还比较低，所以这些摆放工作都由人力完成。”至于进入SMT生产线之前的备料环节和后面整机组装环节需要人力就更多了。伟创力17号楼里有一万多名工人，其中贴片工仅有2000多名，但组装工人有6000多名。

“与欧美和日本相比，中国相同工厂每一条生产线上使用的工人数量几乎是他们的2倍甚至更多。”清华-伟创力SMT实验室主任王豫明对《中国企业家》说。

大量低成本、熟练人工使得代工厂能以最低成本、最快速度向客户交货，而反过来上游IT制造商又可以全神贯注于产品研发和销售，结果3C电子产品更新换代越来越快。如此一来，上游客户给代工厂订单也越来越多，这又使得工厂根本来不及调整、改进设备，只能招聘更多的工人来加快生产。

以iPhone生产为例，“苹果不仅要求富士康即时生产，还要求它进行即时调整。”一位接近富士康的人士告诉《中国企业家》。事实上，即便同是iPhone 4生产，每一批零部件和生产工艺都会有所变动，但机器设备却没办法跟着改变。除此之外，除了核心部分，苹果并不愿意代工厂使用机器人来生产，因为机器手臂还远远没有精细到人手所能达到的程度。

3C电子产品订单源源不绝，工厂又能够保证在接下大订单之后，可以有足够多的工人为他们提供组装服务。如此反复循环，一座代工厂在低成本和短周期生产模式驱使下就异化为“超级工厂”。

2003年伟创力珠海工厂工人数量已从早年5000人增长到4万人，这是当时世界上工人数量最多的单一工厂，而伟创力也成长为世界最大的电子合约制造商。

此后，昔日促成“超级工厂”威名的中国工人反而成为其发展障碍——中国劳动力进入了被黄英祺称为“Y一代”的时期。“Y一代”一词源于美国对1980-1995年间出生人口的一个统称，他们的特征是对个人成长有很高期许，用工荒与“Y一代”的叠加使得伟创力招工压力骤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