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还提供了这样一个欧盟的案例,有些欧盟成员国有意把公司在某个地方关厂的成本设置得非常高,让很多公司觉得关闭工厂非常不划算。 “比如说,我们研究的一家跨国企业不得不保留在德国的一家工厂,因为要把这家工厂关闭的成本以及要支付的各种费用,要比在其他的欧盟国家设立新厂高很多。而在这方面,政府的决策就发挥了关键作用。”海莉说。
卡斯商学院首席运营官阿历克斯·弗雷瑟也认为,跨境迁移工厂所带来的实际成本是非常高的,公司在培养企业文化以及员工忠诚度等方面都要付出较大代价。尤其是对于强调业绩增长和技术创新的企业来说,跨境设厂很可能会造成一定高技术人才或者熟练技术工人的缺失,相关技术和基础设施也不能跟进到位,这个代价非常巨大。
中国制造业应“高低并举”
众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很难再以10.3%的速度增长了。星展银行首席经济师柯大任认为,这是由于过去三十年,发展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而这些地区已变得过度拥挤和污染。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投资过多会导致投资效率下降。柯大任指出,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以及东部沿海省市变得拥挤,中国经济增长必须放缓。自2000年以来,中国实际地域性增长与设想的一致。从2003年开始,东部增长明显减缓,中部省份则依旧保持高速增长,而西部则是在加速。
不过,中国希望保持过去20年的快速增长,可能性其实要比市场想象的更乐观。只是,发展的接力棒必须要交给内陆欠发达省市,基础建设投资效率低等问题须获重视。
资深财经评论人叶檀认为,中国必须借全球产业转移契机,在中端制造领域占据一席之地,嵌入全球产业链中,这是未来中国制造的生路。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副主任陶文钊对记者说: “中国制造业首先要在高科技创新上有所突破,能够拥有一些高科技核心技术。其他低端制造业,比如服装、纺织、玩具、打火机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也要好好发展。以往中国生产的瓷器曾经发生过铅含量超标的情况,玩具也有含铅量、甲醛、塑化剂超标的情况发生。这部分产品要在质量标准和技术含量上有所提高,才能赢得国际市场。”也就是说,中国制造业的未来应该是 “高低并举”,低端制造业不能轻易放弃,否则容易形成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局面。但同时,也必须发展高端制造业,否则,仅限于低端就是重复过去的老路。而要 “高低并举”,需要在很多领域进行改革。没有改革,就没有未来。因为高端制造业的发展并不是将工厂建起来那么简单,它需要一系列环境的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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