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美国制造占3/4 中国工业体系受冲击(4)

共性技术缺失：产研学错位

太尔时代，是2003年颜永年和几个学生凑钱成立的。限于清华教授的身份，颜当时未直接参与运营，其子颜旭涛是公司副总经理。

在攻克小型3D打印FDM设备时，太尔时代遇到了如何能让喷头顺畅、稳定地出丝，如何提高精度，如何增加可打印材料的多样性等问题;而工业级3D打印机的研制中难啃的骨头更多：材料、微滴喷射技术和激光技术等，这些被业内人士称为“共性技术”。

事实上，不仅是3D打印企业，中国目前产业升级碰到的核心瓶颈，就源于产业共性技术的严重缺失。

所谓共性技术是指那些蕴含潜在机会——可以在多个产业中广泛应用——的技术或工艺，它既是基础研究迈向市场应用的第一步，又具有被一个产业或多个产业共享的潜力。可见，共性技术的突破，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皆密不可分。

在发达国家的创新体系中，大学主要进行基础研究，研究所侧重于共性技术研究，企业主要致力于应用性研究和最后的产品化，产研学三方在市场机制下合作互补。但在中国，这三者的关系，却呈现出错位竞争的局面，致使科研与产业严重脱节。

从大学来讲，对基础研究的热情正在下降。基础研究，是原始创新的基础，它意味着人才的培养、数据和成果的积累。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元称，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的布局，关系一个国家十年二十年的发展，因此稳定持续的投入非常重要。

然而，1999年后，中国的基础研究占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R&D)支出的比例一直呈下降趋势。2005年至2010年，这一比例从5.36%降至4.59%，而美国基础研究经费始终占R&D总支出10%以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法国、澳大利亚、瑞士均在20%以上。

与此同时，中国的大学越来越热衷于应用研究，且伸长手脚，自办企业。3D打印产业就呈现出浓厚的“高校军团”的色彩：除清华大学的北京殷华外，西安交通大学派生出陕西恒通智能机器有限公司，武汉滨湖机电技术产业有限公司则依托于华中科技大学。

颜永年作为校方代表曾出任北京殷华的董事长，公司团队主要由他实验室的教师和学生及外聘的几名工人组成。公司一年卖两三台3D打印设备就可以支撑运营经费，盈利部分则需给校方分成。很快，这个校属企业就遇到了维持易、做大难的局面。由于经营业绩与个人收入的关系不大，且教师和学生对发表论文、评职称的兴趣远超过销售产品，导致研究方向多瞄准高、精、尖题材，对来自市场的信号则表现迟钝。

事实上，几家依托高校建立的3D打印企业，都未能在热销的3D打印小型设备上有所建树。

中国科学院原副院长杨柏龄就指出，教授抓一帮学生，办一个小企业。这样的产业化不仅对创建研究型高校和研究机构不利，而且从企业规模上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也上不了台面。实际上，它是满足小团体利益的小富即安的模式。

大学应在技术出了“孵化期”后，将其转给企业实现商业化，从而脱离高校管理。最早做出3DP打印技术的麻省理工学院，就通过技术转让实现了商业化，它把工艺分成四条技术路线，分别卖给四家公司，其中一家名为ZCorp的公司，现在已占据了业内领先地位。

2012年，颜永年吸取往年的经验，彻底离开了大学，他找到投资方，注册了一家新公司。

从科研院所来讲，同样缺乏研究并解决共性技术的兴趣。3D打印初进入中国那几年，即1999年之前，中国的科研体系还属于计划经济体制：企业只管生产，技术研发由科研院所进行，并无偿转让给企业，结果前者没动力，后者研发能力薄弱。是年7月，国务院下达《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由此启动科技体制的一次重大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