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美国制造占3/4 中国工业体系受冲击(5)

当时，全国范围内的上千家技术开发类科研院所进行了转制：脱下事业单位的“官衣”，不再享有国家财政拨款，转变为自负盈亏的科技型企业。

北京技术市场协会顾问林耕，对转制后的这些企业进行调研，发现其中很少凭借原有的技术优势，为其他企业提供技术服务，绝大多数放弃了长期共性技术研究，转向能在短期内解决生存问题的应用开发。

而欧美企业对3D打印技术的系统性开发，都离不开应用型研究所。德国弗朗霍夫激光研究所拥有20多台激光直接加工金属设备，但它只做应用研究，不做产品，专门为其他机构直接提供生产、咨询服务。

从企业来讲，经过十多年发展，仅从研究开发的经费支出看，中国企业似乎已经成为创新主体。2010年，企业执行的R&D支出占全社会此类支出73.4%，这一数据高于美英法，接近韩日。2005年至2010年，拥有研究开发活动的大中型工业企业数量从6874个增加到12889个，而企业科技机构数量也从9352个增加到16717个。

但是，提供以上数据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分析结果却显示：大量的研发资金被用于解决企业生产中的工艺性问题、产品层面的研发，这些只能算技术改进，而非最关键的技术创新。“国内企业仍满足于发达国家的高技术溢出效应，大力引进国外生产线，靠二流技术依然可以赚钱。”中国科学院原副院长杨柏龄称。

在这样的格局下，桎梏着诸多产业升级的共性技术难题，事实上却处于无人攻坚的状态。

赶超模式的弊端

不论是企业界、研究所还是大学，都流露出强烈的重视短期利益、急于求成的心态，这与中国制造业始终处于规模追赶状态直接相关。

后进国的产业赶超发展一般分为三个阶段：规模追赶、技术追赶和创新导向。

改革开放30多年里，中国形成了产业规模优势。在可统计的500多种工业产品中，有220种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各级政府擅长于追赶型和规模扩张的产业模式，企业也习惯将国外的技术拿来，凭借低成本、低端制造、大规模出口展开竞争。

然而，“新兴产业和既有的产业升级绝不适用于这种追赶模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冯飞分析。

中国政府也努力通过制定专项规划，来确定战略性技术发展方向，但是，以追赶为特点的跟随体制，往往使得技术在外力的推动下，为达标而创新，产业内生的发展力量遭到破坏。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路风举例说明，科技部不久前出台的一项规划，“从技术上、逻辑上就都不对”。这个名为《新型显示科技发展“十二五”专项规划》的文件称，三维显示技术最有生命力，且终将成为显示技术共性平台的下一代显示技术。

路风说，三维显示仅是一个应用方向，而非共性技术。一个应用方向是否能够发展起来，应该由企业去“试错”，最终以市场是否接受为导向。

政府的规划，直接影响其对科技资源的配置。

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赵曙东指出，国家对高新技术的大量研发经费投向了国有企业，但以往经验表明，中国数得出来的创新技术和创新型企业绝大多数为民营，“投到国企，哪怕创新失败，官员不会有什么问题，但如果投到民企失败的话，他的风险就加大了。”

在3D打印领域，当下的主体市场是由中小企业把控，传统制造大企业尚未跟进。实际上，中小企业通常都是一个国家创新体系中最活跃的群体，美国小企业创新法规定，承担国家科技项目，获得较大财政资助数额的机构，具有向小企业转移技术的责任。

美国有专门支持小企业创新的项目、小企业信用担保计划、小企业减免税政策等，其他发达国家也普遍通过减免税方式支持中小企业创新。

但在中国，做3D打印服务的无锡易维模型设计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刘钧也曾尝试申请减免税，“税务局根本不知道3D打印是什么，我们进口的一些东西，他们的目录里都没有，还要去海关查”，因此，他们很难像传统产业一样，享受原材料占有量大而得到的增值税抵扣。

冯飞认为，在一般性的应用技术研发领域，政府应通过制定普遍性优惠政策，引导和调动企业、社会发挥创新能力，而在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上，政府才要有所作为。

比如共性技术具有相当广泛的用途，因此，单个公司不愿意投资，如果完全依靠市场机制，就会面临经费不足的局面。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政府的支持相当重要。

先进技术计划(ATP)，是美国政府促进产业共性技术研发的典范。ATP由政府提供引导资金，但承担项目的公司要配套一半以上的研发投入。政府的资助经费直接拨付到企业，大学和研究院所只能通过与企业联合，参加项目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