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工业革命：中国席位在哪儿(2)

回到国内第一天，我发现办公区大桌子上放着一台红蓝相间的机器，这就是传说中的3D打印机。一位年轻的同事正兴高采烈地用它为大家打印出圣诞老人。必须承认，它没有我想象的那样神秘，有点像20年前就风靡中国乡镇企业的注塑机。

当我们在围观圣诞老人时—制造类似模型也是目前3D打印机在中国最普遍的用途，比利时的梅洛特公司已开始与中国青岛一家纺织厂合作，“打印”纺织机轴承。传统工业流程需要84小时完成的零件，现在只需24小时，而且每个轴承成本由几十欧元降至1欧元。

用了30年时间，中国终于进入全球制造业强国序列，过去十年中它不再仅限于生产廉价鞋子与部件，而是将精力释放于基础工业与精密产品。一种常见的观念是，如果有足够时间，中国制造终将彻底打败它所有的老师。不过，看到欧洲与美国正在发生的工业变革，以及支撑变革背后的力量，再对比中国近年来隐约出现的实业空心化之忧，不由得令人担心，中国会再次输在新一轮产业升级起跑线上。

我们可以将时距拉大，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时，大清帝国正抵达繁荣的顶点。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朝廷重申不许武科改用鸟枪，依然比试舞刀射箭，五年后，经历数次破产的英国人瓦特终于成功改良了蒸汽机。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皇帝在避暑山庄接见英国使臣马戛尔尼，傲慢地声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曾引起广泛讨论的“李约瑟之谜”是：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的科学与技术还比欧洲先进，但工业革命却没有在中国率先发生呢?2012年，伦敦李约瑟研究所所长古克礼教授对来访的中国民营企业家提出了“新李约瑟之谜”，即如今中国正在变得富有而强盛，但中国的社会组织是否有利于迅猛的科学和技术创新呢?这是一个对中国未来至关重要的问题。

《中国企业家》杂志欧洲特派小组，一行三人，23天，尝试描述徘徊在“新工业革命”隧道入口处的欧洲。我们对欧洲经济的冠、亚军德国和法国给予了更多关注，它们在这一历史瞬间的兴奋、争执、犹豫、困惑，或许能为中国怎样面对“新李约瑟之谜”提供借鉴。

法国“蓝鹰”

瑞典斯德哥尔摩的圆山大酒店(Grand Hotel)正在装修。据说2012年4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此休息时，外墙就已动工，而8个月后中国作家莫言在此下榻时，铁架子还在。三年前，北德五州州长们曾联名致信德联邦总理默克尔，要求拓宽挖深易北河，保住汉堡港国际大港地位，而我们到达汉堡时，州议会刚刚确认下来再次与环保组织讨论的时间。

这就是欧洲速度。工业复兴计划亦在慢节奏中推进。早在四年前，一些欧洲经济学家就意识到，借鉴美国2009年的“再工业化”计划，欧洲国家也应该下定决心，进行工业革命。直到2012年1月，欧洲国家还在反思国家竞争力下降的原因，可标准普尔已经降低了法国的国家信用评级数为Aa1，2012年11月，穆迪也降其评级。

重塑法国竞争力，消除这个骄傲国家的悲观情绪，成为新总统奥朗德的重要任务。竞选期间，他曾做出承诺，到2013年一定要把财政赤字占GDP比例从4.5%压到3%，相当于最初建立欧元区时的水平。

“最近几个月，法国围绕着这个问题争争吵吵。”中国银行巴黎分行总经理潘诺说。这笔账算下来，今年法国预算要节省300亿欧元(约合388亿美元)。其中仅有三分之一来自于财政开支削减，其余200亿欧元要依赖工业复兴。

“在工业方面，法国有非常好的基础。欧洲范围内，它的航空航天和核能工业都排名第一位;化工农产品排在第二;排名第三的行业有电信和制药业。”法国政府投资部部长David Appia接受本刊专访时背出了一串数字，根据最近汤森路透创新力调查，“全球100个最具创新力的企业”，法国有13家公司或研究机构上榜。他补充，“第一，我们有着非常好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员工受过高等教育;第二，我们坚持创新，大规模地投入研发。”

“没有哪届法国政府可以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实施如此之多的改革。”法国经济和财政部长皮埃尔·莫斯科维奇(Pierre Moscovici)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2012年11月，我们正在欧洲采访，奥朗德在爱丽舍宫召开了自上任以来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一个月前奥朗德政府发起“十月变法”，曾委托欧洲宇航防务集团(EADS)前董事长路易·加卢瓦(Louis Gallois)做了一份关于工业竞争力的报告。奥朗德在长达2个小时的发布会上，介绍了自上任6个月来的行动意义。

胖乎乎、圆脸的奥朗德有“杯装焦糖布丁”之称，他矮胖，经常穿一身松垮、不收腰身的西装，再加上有前任萨科齐对比，“这个比喻一点都不夸张，简直就是‘放在碗杯里颤抖着的果冻’。”一位服务于法语政府部门的翻译官告诉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