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工业革命：中国席位在哪儿(4)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哈茨建议》虽让德国实力大增，可民众不买账。德国很少涨薪，2011年和2012年，德企员工薪资增幅最多能达到2.5%到2.6%，罢工因此经常发生。

“如果法国这次就业方案通过，劳动力成本下降，我将选择留在法国并扩大生产。”一位坚持匿名的中资企业高管说道，从去年10月，他一直关注欧盟国家新工业革命，他认为法国在此方面应向德国学习，更坚决也更强硬地实施法案，才能激活工业活力。

有一次，我们乘坐火车从里昂开往另一个城市时，半路突然停了下来，广播里说，大家稍安勿躁。司机参加罢工去了。我们只能坐着大巴赶往目的地。

在德国，同样的“运气”再次降临，这倒不奇怪，最靠谱的德国铁路系统如今成了坏典型，火车晚点率达到27.4%。

站在悲观的一面，法国与德国总算有了共同点。“工业复兴的难度真的难以想象。”巴黎市一位经济发展顾问如此分析道，“不管是新工业革命还是再工业计划，最后都需要拿出钱来，成也金融，败也金融。”

中国角色

总有阴霾无法覆盖的地方，中国消费者就是那缕阳光。巴黎购物中心老佛爷、香榭丽舍大街总是人满为患，那些高达三四米的橱窗内放着交响音乐，中国提线木偶跳着舞，敲着鼓。迪奥(Dior)柜台，刻好汉字祝福语的瓶子被迅速装进包装盒递给中国人。

欧洲许多餐馆都委婉地拒绝中国人刷信用卡付费，“如果没有欧元，人民币也好。”一家中国餐厅老板告诉我们，必须精打细算，“如果刷信用卡，你要交一笔手续费不说，我也要交，真不划算。”不过，他还是感谢满座的黄色面孔，“原来还有本地的法国人来此就餐，现在你看都是国内旅行团带过来的，当地人越来越少。”为了降低成本，过去他每周歇业一天，如今一周休息两天。但如果没有中国客人，“恐怕一周只能开业两天了”。

这些街头的消费只是表象，2012年中国企业在德国进行了数次并购，“一个单子比一个单子大。”中国驻德国使馆公使衔参赞孟繁壮告诉我们，“德国人很担心。”一直以来，中国是“世界工厂”，而德国自称为“制造世界工厂的工厂”，当“中国制造”变成了“中国收购”，不是件令德国人愉悦的事。

在德国，中国人受到的阻力从办签证开始—中资企业员工家属办签证需要考德语资格。“这挺差劲儿的。”中国驻德国汉堡总领事馆经济商务参赞裴永贵说道，“我有时开玩笑说，德国企业员工到中国办签证，是不是也要考个中文资格?”

法国企业就非洲政策与中国也屡有摩擦，他们指责中国的做法是“新殖民主义”。去年12月初，法国经济和财政部长皮埃尔·莫斯科维奇对BBC说道，法国企业必须对抗中国的影响力，主动出击竞争非洲市场。

事实是，在欧洲工业复兴中，涉及高技术附加值部分，中国一直徘徊在大门之外。我们曾受邀参观法国竞争力集群中的一家工厂，到达后才发现它只生产铝合金器皿，特别之处是器皿用以存储基因样本，而真正有含金量的基因工程要高度保密。当我们向一位政府智库专家提出要求，是否可以了解一下法国核心竞争产业时，他简单介绍了下情况，直接告诉我们，法国真正的高尖端科技俱乐部大门只向法国人与很少的德国人敞开。

即使盘活存量，也没那么简单。

Setter Walls是哥德堡历史最悠久的律师事务所。这家律所的CEO、执行合伙人Joakim Edoff认为，中国人往往太着急了。“它们做生意往往与正常程序逆着来。比如说，青年汽车计划收购萨博，它进来的比较晚，如果我们把并购分为谈判、签订合同、付款和交接这四个阶段的话，青年直接进入了第三个阶段。也就是说，青年汽车没与萨博签订收购合同，就付给萨博一笔钱，用于生产线恢复、发工人工资，结果上亿元人民币打了水漂。”

“许多中国公司来德国并不喜欢花一大笔钱用来请律师，花时间做调研，”德国汉堡峰会中国区负责人Arnaud Favry说道，“结果往往会遇到更大的陷阱。”

Setter Walls的另外一位合伙人Anders Holmgrem谈到与中国人做生意时指出，这需要更多的信任、沟通和耐心，可能与中方代表见过许多轮，但真正的决策人还没有出现。“这是比较麻烦的事，层层汇报太多，可能最后决定这个事儿的人都不在企业内部了。”

走进萨博已经停产的工厂，7000多平方米的厂房内，留守的80来名员工大部分都在擦拭机器、清洁工厂。为避免生产线生锈，他们不能遗漏任何一颗螺钉螺母。瑞典国家电动车公司新闻发言人Mikael Ostlund告诉我们，只要条件成熟，萨博随时可以恢复生产。从欧洲归来，我们再打次电话给Mikael Ostlund，他告诉我们，工厂最新的变化是又增加了70多人，生产线还在等待命令。

欧洲的工业复兴，也正在等待一次真正的重启，而中国在其中所能扮演的角色，依然晦暗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