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源自给之路：应当走市场化道路(4)

关于如何促进节能减排和可持续发展，笔者也进行了一些宏观上的研究和思考，提出了一些观点和建议。

第一，发展先进生产能力，淘汰落后生产能力。

电力工业“上大压小”是我国淘汰落后产能的一个成功案例。过去六年，中国淘汰了8000多万千瓦能耗高、污染重的小火电机组，相当于一个欧洲中等国家的电力装机规模，这在西方发达国家是无法做到的。现在，一些部门为了控制排放总量，对新上高载能项目制定了严格的审批门槛，如钢铁、水泥、电解铝、造纸等行业。一般来说，重化工业项目规模越大、技术越先进，其能耗也越经济、越有条件对排放进行处理。因此，我们不但不应限制大项目，相反应当鼓励发展大项目、发展先进生产能力，使原有的小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自行淘汰出局。这不但符合国家节能减排总体要求，也可以保证地方和企业的利益，提高它们关停淘汰落后的积极性，是一项一举多赢的政策。

第二，应当重视节能环保治理手段面临的挑战。

目前，国家在环境治理上有三个主要手段：指标控制、项目审批、价格补贴。这些做法虽然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实际绩效不够理想。一是约束性指标的制定，其理论和方法一直不为外界所知。指标分解下达过程，往往成为中央与地方的博弈过程。各地不是努力降低能耗和排放，反而积极向有关部门争取获得较高的能耗和排放指标，这与科学发展观背道而驰。相关主管部门自己制定约束性指标、自己下达、自己统计、自己考核的做法，也易使人们对其客观公正产生疑问。二是环评报告和节能评估报告审批，其过程看似很严，但普遍存在“重前期审批、轻过程监管”的现象。三是价格补贴的使用，与国际上普遍将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做法相反，实际形成了“企业污染、消费者付费”。这些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对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形成了逆向调节。因此，我主张重新审视既有的环境治理思路，减少审批和指标控制，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对企业环境行为的全过程监管，更多地运用市场力量建立对企业节能环保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

第三，建议调整应对气候变化谈判的策略。

现在，国际上温室气体的排放权之争实际上演变成发展权之争。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一排放大国，人均排放较低的谈判优势将逐渐丧失。为了给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创造更大的产业空间，中国应当采取措施，尽快将人均碳排放水平提高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从而在较高的碳排放基数上开展减排谈判，争取对我最为有利的结果。目前，国际上已经提出了几十种碳排放权分配方案，每一种方案都反映了所代表的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利益。我国应尽快研究提出符合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的碳排放权分配方案，这是我们参与游戏规则制定的必要前提。

七、在开放格局中维护能源安全

长期以来，中国在能源安全特别是石油安全上，主要是着眼于立足国内，同时在国外获取石油资源。但是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能源形势，如果由一个国家独自应对，其力量毕竟弱小。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有必要在能源安全上从个体安全走向集体安全。

现在，国际社会普遍接受G20成为今后开展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温家宝在2012年第五届世界未来能源峰会中，提出在G20框架下建立全球能源市场治理机制。这也是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中国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后，中国政要提出的首个事关全球治理的倡议，在国际社会得到了良好反响。中国应当准确把握合作机遇，在开放的格局中维护国家能源安全。

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特约研究员